《搏击俱乐部》的导演大卫·芬奇是好莱坞风格突出的电影导演之一，最初以麦当娜的御用MTV导演而出名，80年代至90年代，他都在为麦当娜拍摄MTV。芬奇借助拍摄MTV的手法，运用数字技术，把电影拍得可以说是更好或者是更糟了。观众也许觉得他的表达方式不那么“电影化”而更“MTV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芬奇将全片的故事结构设计得更为复杂，从头至尾使用的画外音，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讲故事。这种方式原本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手法，近几年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原因是它能够在影片中途随时打断讲述，即兴地插入其他内容，这就使得导演能够跳出既定情节，离题发挥自己想要表达的其他任何内容，也可以很容易地表现幻想场景，也可以随时使用“闪回”手法而不显得过分突兀。运用这种手法拍摄出来的片子，比如《搏击俱乐部》，也许结构太过松散，不够严密，但是它显然提供了一种呼吸急迫、自由想象的叙述方式。
《搏击俱乐部》剧照
芬奇有心要让《搏击俱乐部》成为一部视觉杰作。《搏击俱乐部》也是色调暗、进度快，观众在看的时候没有多少时间细想，但与其他同类影片不同的是，芬奇的每个快速的镜头切换除了可以不让观众觉得乏味，还有其独特的作用。整个片子最惊心动魄的事情并不是电影在讲什么，而是大卫·芬奇如何把观众推进讲述者“我”的脑海中，迫使观众不由自主地身临其境地逼真感受“我”的感觉。这也许为电影界讲故事的方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情节上来讲，整部片子充满了男性的肾上腺素，打斗和血往头上涌的莫名兴奋。也充斥着“中年男孩”对父亲和女性的愤怒。作为一个隐喻，在睾丸癌症(只有男人才能得的病)患者互助会中，“我”和鲍勃互相拥抱哭泣后，“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失眠症，也找到了依靠。结果这一切被一个叫玛拉的女人——注意，是女人，毁掉了。即使后来“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和这个女人上床，保持着这么亲密和猛烈的肉体关系(因为做爱的时候大喊大叫得房子都要塌了)，“我”也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个女人跟我的联系，因此把这一切推到了凭空冒出来的泰勒身上。影片还说，“我们这一代男人是被女人养大的”，很小父亲就离开了，父亲的缺失，使得“我”从小不会打斗，也不懂得如何去结婚，也没有遇到战争、大萧条及其他真正可能成为男人的机会，因此砸烂一切物质，补上暴力搏击这一课——哪怕是被殴，成为最重要和迫切的追求。片中的男人们没完没了地互相痛殴并满足于彼此打得血肉模糊。看完电影，观众也许会真的感觉到自己都跟片中那些人一样，含着一嘴黑乎乎的血。至于像神谕一样的从布莱德·皮特口中说出的那些痛恨并打倒商品和物质(尤其暗绿色细条纹沙发，暗指女性气质的邮购目录家居用品等)的话，倒不必太在意，那不过是中年男孩们给自己打架找的理由罢了。因为讨厌新款的甲壳虫，因此要拿棒球棒敲了它，这是哪门子的痛恨物质啊，难道甲壳虫比就劳斯莱斯更物质化些？
本片一反好莱坞商业片模式，内容十分偏锋颓废和疯狂，更为灿烂奇诡，无疑是芬奇最能发挥其个人风格的作品。芬奇映像狂放，手法天马行空，情景怪诞核突。其不合正常尺度、标奇立异的魔性刚开始时让人难以捉摸。影片挖掘愤青内心的不安全感，并赋予其黑色幽默和辛辣的风格。本片也可以说是一出黑色喜剧，以死亡为主题的幽默随处可见。讽刺文学、暴力和难以预料的故事结局构成了现代社会中永恒的、有力的语句。
不可否认的是，《搏击俱乐部》的确是一部暴力的电影。情节表现得十分的残暴血腥，当然，所有这些血腥的镜头都是为了揭示影片的主旨：人天性残忍，而每日的辛劳使人变得麻木不仁，充满失落、挫折、绝望、精神空虚，长期的压抑引发狂最原始、最野蛮的本性，结果产生难料的后果。搏击俱乐部的成员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边缘，这个社会使人成为失掉人性和良知的牺牲品。他们已经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他们恢复个性观念的唯一方法就是返回到最原始、最野蛮的痛苦和暴力的动物本能中。
谁他妈的能告诉我在这世界里我算是哪根葱？获得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毁灭自己。“自我毁灭也许就是人生的解答”布拉德.彼特如是说。
如果说《美国美人》掘开了美国中年中产阶级灵魂的坟墓，那么《搏击俱乐部》则直指他们的下一代。它通过颠覆性的主题，揭示了世纪末社会文化交叉点上的尴尬与矛盾，它是世纪末新生一代的精神图腾。
“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一，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二，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布拉德.彼特的原则取消了我们的话语权利，他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可言传也不必言传的精神意志，这种意志唯有通过在灵与肉的搏击中的自我毁灭才能承传下去。
在一个平庸的时代里，没有动荡与变革来证明自己的出众才智，缺乏精神领袖而丧失灵魂皈依的源动力。我们都在麻木地饰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忠诚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自己所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这些正是爱德华.诺顿在影片上半部分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所要演绎的空虚怅惘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所要面临的是斗争或是妥协的两难抉择，于是彼特所饰演泰勒.德顿作为诺顿分裂人格的另一面出现在影片中，并且作为精神领袖带领着一代人进行着颠覆传统颠覆自我的搏击。彼特所领导的这场精神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要颠覆传统的生活模式，他首先面临的任务是要颠覆这一代软弱的男性角色的阉割意识(在影片里，这种阉割意识有四个象征元素：睾丸癌症幸存者；鲍勃的大乳房；麻木有序却无需雄性荷尔蒙提升的了无生机的现代工作方式；片中唯一女性角色玛拉随时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影响)，因此他选择了暴力作为手段，意图带领这群精神的阉割者重新夺回人的自然本色。在这场革命里，布拉德.彼特就是基督，就是上帝。
布拉德·皮特与爱德华·诺顿
彼特的理想慢慢成为现实，整个世界都在宣泄，都在革命。可是当人们找寻自然本色的过程中，随着欲望的不断成长，彼特领导的搏击俱乐部成了不可思议的暴力组织并且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当人的暴力本能和欲望本能被唤醒的时候，即使是魅力十足的彼特这个精神领袖也无法阻止自己走向极端。搏击俱乐部本身是对暴力本能的歌颂，也是对暴力本能的诅咒，而彼特的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妥协而告终，于是我们不得不质疑毁灭是否真的能带来新生？
“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一，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法则之二，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布拉德.彼特的原则取消了我们的话语权利，他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可言传也不必言传的精神意志，这种意志唯有通过在灵与肉的搏击中的自我毁灭才能承传下去。
